近年来，伴随网络直播技术进步，“虚拟数字人”主播走进公众视野，与虚拟主播相关的法律纠纷也引起公众关注。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推出“小案大道理 时代新风尚”栏目发布的一起案例显示，全国首起虚拟主播“中之人”违约纠纷案宣判。

　　案例显示，“中之人”史某与MCN机构签订合同后，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停播，导致虚拟形象价值贬损，构成违约，法院综合虚拟形象价值贬损等因素，一审判决史某赔偿MCN机构（即网红经济公司）违约金6200元。

　　观众在智博会上观看AI虚拟主播主持的节目。新华社资料图

　　真人演员三个月未直播，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赔偿违约金

　　南都记者了解到，虚拟主播通过直播、发布视频、社交媒体等平台与观众互动、聊天，广受对游戏、动漫、二次元文化和互联网文化有兴趣的年轻人喜爱，甚至被称为“永不塌房”的偶像。虚拟主播由技术人员通过虚拟数字技术打造二次元虚拟形象，由真人演员提供动作、声音、情绪等，其中真人演员被称作“中之人”。

　　而伴随着虚拟主播市场的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虚拟主播走进电商直播间，为公众带来全新购物体验的同时，诸多法律纠纷也随之产生。

　　日前，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审理全国首起虚拟主播“中之人”违约纠纷案。

　　案例显示，2022年9月，声线甜美、伶俐可爱的史某与MCN机构苏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虚拟主播签约合同》，约定史某于指定平台使用公司为史某提供的虚拟形象“乘黄”开展直播，公司对直播账户享有管理权。合同还约定了史某每月最少直播时间和开播天数，如主播单方面提前解约构成根本违约，需支付违约金。

　　2023年7月，因史某长达3个月未直播，且经多次提醒仍不直播，公司向史某发送违约通知，明确解除合同并要求史某支付违约金4万余元、虚拟形象损失1万余元。双方协商无果，公司诉至法院。

　　判决：停播导致虚拟形象价值受损需赔偿62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史某违约事实明显，应承担相应违约赔偿责任。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应综合考量守约方实际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同时兼顾对违约方的惩罚性因素。

　　法院称，就实际损失而言，对于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是否具有“身份同一性”直接影响损失认定。本案中，虚拟形象“乘黄”使用不依赖史某面部特征、姿态、表情，更换自然人也可完成对形象的驱动，直播内容限于互动、演唱，未体现“中之人”独特的表演方式，且在直播时长、粉丝数量、打赏用户集中程度等方面均无法表现出粉丝受众对“中之人”高度黏性。虚拟形象“乘黄”与史某不具有“身份同一性”，具备复用价值。

　　法院表示，史某于合约期内自行停播，影响虚拟形象的塑造及其价值增长可能性，公司复用虚拟形象需重新运营，曝光频率、IP活性必然有所降低，使用价值也存在贬损。综合考量虚拟形象使用价值及违约行为对虚拟形象价值的贬损，法院酌定因史某违约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为4000元。

　　法院审理认为，就预期利益损失而言，法院参照已履行期间的月均已获收益，结合合同内容、期限及双方履行情况，酌定公司对虚拟形象的复用采取措施的合理期间为3个月，后续损失扩大期的可得利益损失不可归咎于史某。据此，法院计算出公司可得利益损失的合理参照范围为1610元。综上，法院认为，合同约定违约金数额过高，酌情调整为7000元，同时扣减公司未向史某发放的直播收入，判决双方合同解除，史某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6200元。

　　法官解读：虚拟形象属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民一庭（苏州互联网法庭）庭长吴娅表示，“中之人”台前精彩演绎与MCN机构幕后运营投入，方能共同塑造具有独特价值和具备持续营收能力的虚拟主播形象，任何一方违反约定都会导致损失。

　　吴娅称，案涉虚拟形象属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中之人”擅自违反合作协议停播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涉及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主播与虚拟形象是否具有“身份同一性”直接影响损失范围。流量贡献度是“身份同一性”的判断标准，流量贡献度可根据虚拟形象价值、形象驱动方式、整体组合直播内容、方式及演出效果等因素具体认定。在不具有“身份同一性”的情况下，虚拟形象价值贬损应考量虚拟形象制作费用、合同履行期限、采取复用措施路径、复用必要成本等因素综合确定。除虚拟形象价值贬损的直接损失外，违约方还应对MCN机构采取复用措施合理期间的可得利益损失予以赔偿。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理事董炳和表示，作为新型互联网传播主体，虚拟主播以虚拟形象在视频网站上进行投稿、直播等活动。虚拟主播分为真人驱动、AI 驱动两种模式，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依靠动态捕捉技术，将真人的表情与动作同步映射到虚拟形象上，既保留真人主播的个性，又被赋予虚拟形象的外观，在市场收益和参与热度等方面表现良好。

　　董炳和称，案涉虚拟形象复用判断、虚拟形象价值损失均系法律空白，亦无裁判先例。本案审理团队裁判思路清晰、说理全面充分，创新采用流量贡献度标准判定“身份同一性”，并以此为视角对虚拟形象与“中之人”关系给予评价，为虚拟形象损失及MCN机构可得利益损失认定明确裁判规则。

　　董炳和还表示，随着应用场景日益丰富，虚拟主播也在面临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的双重挑战。AI成果知识产权如何定性、确权？虚拟数字人动作、声音能否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围？这些都将是司法面临的新兴问题，唯有不断探索，为新业态、新模式划定权利边界、明确行为标尺，方能以规则之治引导数字经济在法治轨道健康发展。

　　多地出台合规指引为虚拟主播立规

　　南都记者关注到，为督促和引导直播带货各方参与主体合规经营，全国和地方层面已陆续出台规范，将虚拟主播运营纳入管理。

　　早在2022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网络主播行为规范》，明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的虚拟主播及内容，需参照本行为规范。

　　今年8月8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北京市直播带货合规指引》中也提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的虚拟形象及内容，参照合规要求。

　　11月7日，广东省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广州市直播电商规范经营指引清单》，这也是广东省首个直播电商合规经营指引，为虚拟主播立规。该《指引清单》中首次提出了AI数字人直播合规要求：使用虚拟主播的，应通过合法合规途径获得虚拟主播使用权；使用其他人肖像作为虚拟形象从事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的，应当征得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使用的虚拟主播形象应符合公序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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