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时不时见到中央苏区教育史、金融货币史著作提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开办了银行专修学校。然而都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这么一所中等专业学校的基本情况无从得知，留下种种遐想或悬念。笔者素喜翻检旧日文献报章，直到眼见《红色中华》报1934年7月间多期报纸中缝，刊登的国家银行招生启事，上述问题的谜底才算揭开。

　　国家银行第二期(妇女班)招生

　　1934年7月7日出版的第211期，第2、3版中缝，刊登了国家银行第二期训练班(妇女班)招生的启事，文曰：

　　国家银行现又开办第二期训练班，凡符合下列条件的妇女同志，望速即由区乡党团政府各机关介绍到县或直接到县一级党团政府银行支库等处报名，填表介绍到中央国家银行，但需7月28日赶到中央，过了8月1日不收。条件如下：(一)学习结束后，愿意离开家庭在银行工作的；(二)学习精神好，有相当聪明的；(三)文化水平最低限度要识××(按或为“几百”)字；(四)(五)(六)(原文不清难以辨识)；(七)没有受过苏维埃处分的；(八)要不带小孩的；(九)身体强健，没有缠过足的。学额——80名。开学日期——8月1日。训练日期——6个月。伙食——由银行供给，被毯、衣服、碗筷及日常用具均由学生自备。国家银行6月29日。

　　同年7月14日出版的214期，7月24日出版的218期《红色中华》报，分别在第1、4版中缝和第2、3版中缝重登了这个启事。有意思的是，启事标题改成“银行专修学校(妇女班)招生”，正文开头也直言：“国家银行现又开办第二期训练班(即银行专修学校)”，其余内容则与初登本无异。至此，国家银行开办过银行专修学校一事便了然。原来第二期训练班(妇女班)，只是国家银行开办的银行专修学校的一个班次，属于正常教学计划之外的特别安排。如此，这所学校的基本情况也就明白：校址在瑞金，校长由国家银行领导人(行长毛泽民或副行长李六如)兼任，招生规模80人，教员由银行、财政部门干部担任，本期学习期限半年。

　　同年8月15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226期，在第1、4版中缝还刊登了国家银行停止招生启事，停招原因等具体内容，因未能见到相关文字不得而知。

　　读过这些启事，相信读者不免产生两个疑问，一是既为国家银行第二期招生，那第一期招生的情形如何；二是第二期为何单招妇女。这里先解释第二问，第一问留待后文解释。

　　从第二期受理报名的单位不限于银行，而扩大到县一级党团政府和银行支库，招收的女学员要具备不带小孩、未缠过脚、身体强健，以及结业后能离开家庭去银行工作等条件；结合此时(自广昌保卫战失利以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每况愈下，中共中央决定战略突围，即长征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秘密推进。在中央苏区，尤其是瑞金中央直属县的青壮男子，绝大多数都参加红军或地方武装或苏维埃政府各项工作去了，留在地方上的后备力量主要是妇女。国家银行此时招收女生，显然从实际出发，充分挖掘妇女潜力，培养、发挥她们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能力与作用。一来可以让她们结业后递补国家银行系统中准备离岗参加突围的男职员；二来她们不仅可以补充银行队伍，也可以充实到各级没收征发委员会、财政机关与后勤机关，从事会计出纳管库等工作。只可惜时不我待，这期训练班学员未能等到如期结业、如愿以偿。

　　国家银行招收练习生

　　1933年5月5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76期，在第2、3版中缝首次刊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招收银行练习生启事，这应是第一期招生无疑。启事文曰：

　　本行为适应革命发展，添设分支行起见，决定陆续招收银行练习生(不分男女，人数多少不限)。其毕业期间为一年，练习期满之后，酌量提拔为正式职员，分别等第照发工资。即在练习期间，亦按级发给津贴费，并发被毯衣服。如有适合后列条件而自愿来学习者，可随时由……(以下文字未能看到，似应为介绍报名)。落款日期为(1933年)5月3日。

　　这次登出的启事中所谓“后列条件”，即招收对象应符合的条件，在同年5月1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78期，第1、4版中缝重登的启事中可以看到。这些条件共四条：(一)阶级成分好的；(二)懂得写算的；(三)对革命忠诚的；(四)年龄从16岁到20岁，身体强健的。在列出条件之前，该启事还有“回家旅费”由“本行照发”等文字规定。

　　结合初登和重登的启事，我们可以明白，自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期，迅速掀起经济建设高潮。统一财政、建立国库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因此对国家银行主导的金融业的需求，以及金融业自身发展的要求，都日益迫切。国家银行系统现有的职员已不足以应对，故有招收练习生以培养金融人才之举。从这则招生启事所列学制、规模、培养目标、学生年龄与待遇等项来看，这个招生完全称得上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但让人费解的是，为何要到次年、第二期妇女班招生时，才亮出校名。当然，不排除还有能破解这个谜团的史料史实，暂时没被我们发现。

　　这则启事列出的招生条件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政治性，强调培养工农子弟，且对革命忠诚者；一个是客观性，对学生入学的文化要求只需“懂得写算”。这在苏区工农群众此前被长期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情况下，无疑是适当的。

　　启事允诺给予练习生的待遇，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错的。须知其时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群团、部队干部)都是无薪给、只供给最低生活费用的。银行给予练习生及职员的待遇，参照了苏维埃政府给予专业技术人才的规格。

　　国家银行技术研究会启事

　　1934年7月26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219期，在第2、3版中缝刊登了由“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启”的“重金征求”启事。启事称：“国家银行技术研究会为要广泛地研究各种会计和统计，帮助建立与改进苏区内各种系统的会计制度起见，特征求下列参考书。”所求参考书计五类，由于字迹莫辩，只见第一类为各种会计和簿记书籍。启事要求：红军各部队如碰见有这些书籍，请尽量收集送给国家银行；若私人有这类书籍，如有同意售让者，国家银行可以买下。来件请寄国家银行总行收。落款日期为(1934年)6月30日。

　　尽管目前尚无资料显示国家银行技术研究会如何组织、如何活动，我们还是可以从时任国家银行业务处处长曹菊如的回忆中窥见一斑。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工作的部分情况》一文中写道，邓子恢从白区回来就任中央财政部部长后，发布了第一个文件，提出六项任务，其中一项是统一财政，如何统一财政的技术工作，则责成银行负责。然而，银行起初也不知道从何着手。后来从前方来款中，偶然发现包裹现洋的一张税务机关的四联单，仔细阅读后才得到启发，进行金库制度的设计。经过几个月的摸索、钻研，初步形成了金库条例。

　　由于从四联单得到启发，国家银行就遍发通知给红军部队的政治部和供给部，请他们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制度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做参考。之后果然收集到不少材料，从而更便于财政部制定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等，为实现中央苏区财政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顺理成章，开展技术研究也就成为国家银行提高业务水平的应有之义，成立技术研究会也就在情理之中。

　　透过以上数则国家银行启事，我们不难看到在相对的顺境里，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地抓紧苏区经济建设，既为革命战争厚实物质基础，也为改良苏区军民生活。国家银行顺应形势，主动积极抓紧专业人才培养，既是务实之举，也是富有远见之谋。在身处逆境时，国家银行依然从容不迫，配合党中央决策，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国家银行能如此行事，是因为当年的共产党人有明确而坚定的初心使命，有革命的远大理想和务实作风，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正是极为宝贵的红色金融文化之精髓。

　　(作者系原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赣南师大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