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6年初观察中国矿产资源行业，可以明显感受到一条正在成形的变化主线：矿业的发展日益嵌入法治化管理、国家资源安全、绿色低碳转型以及新技术革命等多重条件的复合体系之中。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5年7月1日开始施行，矿业权的法律属性、资源保护责任和开发约束更加清晰；绿色矿山建设、智能化改造、关键矿产保障、低碳要求和新能源融合，正转变为企业在项目推进、融资安排和合规管理中必须面对的现实。矿业企业单纯依靠资源禀赋或规模优势的发展模式已难以应对新的制度和市场要求。

　　基于2025年各类政策文件、执法动态、司法实践以及典型项目案例，本文从法律、政策、科技等角度，总结并分析了2026年中国矿产资源行业可能呈现的十个主要趋势。

　　一、矿权的资产属性更加凸显

　　地方实践层面的矿业权“权证分离”的探索，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落地提供了样本。以石家庄市平山县温塘地热项目为例，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步向权利主体颁发不动产权证（采矿权）和采矿许可证：其中，不动产权证用于确认矿业权的物权属性和权属范围，采矿许可证则作为资源开发行为的行政许可凭证，分别对应权利确认与行政监管两项不同功能。这种做法以新法为根据，减少了长期以来权利确认与行政审批交织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了矿业投资者的资产安全保障。

　　从法律效果看，“权证分离”有助于提升矿业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矿业权作为资产进行评估、融资、担保和交易，提供更明确的物权基础。同时，在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下，矿业权的物权属性得到登记公示，有利于降低权属争议风险，也为后续权利变更、延续和流转创造了制度条件。可以预见，随着类似做法在更多地区和矿种中的推广，矿业权将不再仅被视为行政管理对象，而是逐步成为资产属性更明确的生产要素，将为矿业资本运作、行业整合以及长期资源配置奠定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基础。

　　然而，权证分离的转型道路上，地方细则尚未完全统一，企业在矿业权登记、转让、抵押等环节可能会在短期内面临政策衔接过渡的挑战。

　　二、资源安全上升为更具约束力的国家战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增设“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章节，将战略性矿产储备体系建设纳入法律强制要求，更加明确矿产资源管理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资源接续区，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找矿成果。四川松潘县探明了省内最大金矿，雷波县探获超1.3亿吨磷矿资源，青川县更是在一平方公里内探获六百万吨锰矿。云南的资源发现同样引人注目，红河州发现的超大规模离子吸附型稀土矿，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中重稀土矿床；而羊场磷矿资源量达43亿吨，一跃成为亚洲最大的单体磷矿。这些发现增加了资源储量，优化了我国矿产资源的空间布局。

　　同时，新发现的资源并非立即全部投入开发，而是根据国家战略需要，被系统地纳入“探产供储销”统筹体系。部分高品位、易开采的矿产地可能被划为矿产地储备，作为战略后备暂不开发；部分已建成的矿山，则可能参照煤炭行业的产能储备模式，在保供与市场调控间灵活切换；而通过收储已开采的矿产品形成产量储备，则是应对市场突发波动的直接手段。例如，青海、新疆的煤矿已成为国家首批产能储备项目，而四川省在规划中也已明确要建立包含矿产地和矿产品在内的多层次储备体系。这标志着我国的资源安全保障正在向精细化管控升级。

　　诚然，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部分已探明的优质矿产地可能被纳入储备体系，这将导致其开发节奏放缓，企业的前期投入可能面临不确定性和投资回收期延长的风险。同时，深部找矿、海洋采矿等高难度项目的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对企业资金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甚至不排除部分资源富集地区可能通过地方立法限制资源外流，增加跨区域资源配置的难度，带来新的地方保护壁垒。

　　三、绿色矿山逐步成为矿企存续门槛

　　如果说过去的绿色矿山建设还属于理念倡导，那么2026年它将逐步演变为企业的生存底线。自然资源部明确要求，到2028年底全国90%的大型矿山和80%的中型矿山必须达到绿色矿山标准，2026年作为关键着手年，将成为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企业义务的重要转折。

　　此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印发了《关于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全面实施绿色勘查的通知》，全面推行绿色勘查；会同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各省也在发布地方实施方案。据2025年年初数据，全国已建成超4700家国家级和省级绿色矿山。

　　在四川雅安，大熊猫国家公园片区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已成为绿色转型的样本，工矿废弃地逐步转变为生态绿地，显著改善了矿区及周边人居环境，提升了大熊猫等珍稀物种生活环境质量。贵州已建成347座省级以上绿色矿山，形成了规模化、系统化的绿色矿山集群。南北盘江废弃矿山修复工程采用改性糯米基植生层修复新技术，有效解决了陡坡土壤固定难题，治理图斑达538个，修复面积约580公顷，有效改善人居环境，筑牢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但绿色转型的道路充满挑战，根据行业大数据与实务案例测算，建设一座中型绿色矿山的初期投入通常比传统矿山高出30%至50%，环保投入的巨大成本让许多中小矿企望而却步。同时，地方绿色矿山评价标准的不统一，也给跨区域运营的企业带来了额外的合规成本。此外，新法加强了对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界定与落实，部分企业可能面临数年前的环境债务追偿，这种不确定性给行业投资带来了新的风险，因此企业在进行矿权并购时，尽职调查必须涵盖生态修复基金的计提与缴纳情况，否则并购方可能面临巨额的环境代偿责任。

　　四、智能化将实质性提升矿业生产力

　　继机械化、自动化之后，智能化正在成为矿业发展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25年，自然资源部发布《首批找矿装备升级、研发、推广、替换清单》，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公开征求《矿山智能机器人重点研发目录》意见，涵盖了80种智能化装备，从政策层面为智能化转型指明了方向。

　　在实践层面，智能化矿山建设已逐步走向规模化应用。新疆伊敏露天矿的100台无人驾驶电动卡车编队实现了商业化运行，揭示了无人驾驶技术已落地实践。5G-Advanced网络的部署，更将逐步解决地下矿山高延迟的痛点，为远程操控提供条件。这些技术突破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大幅降低了人员安全风险。

　　四川在智能化转型中展现了区域特色。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发布了智慧矿山建设蓝图白皮书；内江市推出的“五式服务”模式，通过现场指导推动智能化系统在绿色矿山中的全覆盖应用。重庆成立了AI地矿研究院，深化人工智能在地质找矿、灾害预警等领域的应用，探索出了一条产学研用结合的创新发展路径。

　　智能化转型同样面临诸多挑战。技术迭代的加速使得企业可能面临刚投即落后的风险，昂贵的智能化设备可能在短时间内因技术更新而贬值。数据安全也成为新的关注点，矿山生产数据、地质数据等敏感信息集中存储，使其成为网络攻击的潜在目标。此外，传统矿工技能与智能化系统操作要求之间的不匹配，造成了人才的结构性短缺，企业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员工培训和技能转型。

　　五、关键矿产供应链加速海内外并行布局

　　在国际局势及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关键矿产的自主可控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有色金属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年）》明确提出了推动铜、铝、锂等资源开发的具体目标。与此同时，商务部对稀土全产业链相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释放出强化资源安全保障的明确信号。

　　国内找矿突破为自主化战略提供了坚实基础。四川锂矿储量的全球占比从6%跃升至16.5%，排名从世界第六跃至第二，这一变化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甘肃玉门新增金资源量超40吨，江苏溧水发现大型锶矿，这些发现共同构成了我国矿产资源保障的多点支撑格局。

　　海外布局方面，中国矿企展现了战略定力与灵活性的统一。紫金矿业（601899）完成哈萨克斯坦RG金矿100%权益交割，洛阳钼业（603993）收购厄瓜多尔凯歌豪斯金矿，赣锋锂业（002460）完成马里Goulamina锂矿100%股权收购，这一系列动作显示了中国矿企全球化布局的加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矿企的海外战略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从全面控股转向参股、包销等更灵活的合作模式，从敏感的北美资产转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这种策略调整反映了企业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生存智慧。

　　然而，地缘政治风险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将铜列入关键矿产清单、欧盟推行CBAM碳关税，以及ESG标准、FCPA调查等，使中国企业海外获取资源面临更多审查与壁垒。部分资源国政策的多变性也增加了投资风险，如几内亚政府收回51份矿业许可的案例，提醒企业也要关注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国内层面，锂、镍等品种可能出现的阶段性供给过剩，也使企业面临着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六、AI与军工推动特定矿产热潮加剧

　　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与国际竞争背景下，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扩张，叠加高端制造与安全保障需求上升，正在重塑与此关联的特定矿产的需求结构。与新能源主要拉动锂、镍、钴等矿种不同，AI算力基础设施、电力系统与高端装备制造，对铜、稀土、石墨等矿产形成了更加刚性的需求。

　　从产业链逻辑看，算力中心和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依赖芯片，更高度依赖稳定的电力供应和大量基础金属投入。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以及数据中心用电需求的叠加，已推动全球铜需求持续增长，全球库存处于历史低位，中长期供给趋紧。在此背景下，铜等基础金属正从传统工业原材料，逐步转变为支撑数字经济运行的关键资源。

　　政策层面的导向亦印证了这一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年）》，明确提出提升资源保障能力和产业链韧性，反映了国家对关键基础材料的重新定位。

　　除AI相关需求外，部分矿产在高端装备制造和安全保障体系中的应用权重也在持续上升。国际层面，美国已将镍、铜、稀土列为关键矿产，通过政策工具强化国内供应链稳定性，以应对AI和相关产业带来的能源与材料需求增长。在国内，天然铀等资源的开发进展同样具有代表性，“国铀一号”示范工程成功产出首批产品，显示关键矿产在保障国家能源和产业安全中的基础性作用正进一步凸显。

　　对矿业企业而言，未来资源布局与并购判断，需更加关注矿种在AI、高端制造及安全相关产业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而不仅是短期价格或储量规模。

　　七、DLE重塑锂资源成本与供给边界

　　在全球矿业技术演进的诸多方向中，锂资源开发方式的变革尤为引人关注。经过多年研发、中试与工程验证，直接提锂技术（Direct Lithium Extraction，DLE）正逐步从示范验证走向商业化放大阶段。综合多家企业披露的项目规划与行业研究判断，2026年有望成为DLE商业化项目规模化可行性集中检验的窗口，并可能成为行业对该技术路径形成更清晰认知的关键阶段。

　　相较传统依赖自然蒸发的盐湖提锂工艺，部分DLE路线在中试和示范项目中已显示出将提取周期压缩至数周、并显著提升回收率的潜力。盐湖股份（000792）中央研究院的“察尔汗盐湖卤水直接提锂技术”项目成功制备出产品纯度为99.80%的电池级碳酸锂；中国盐湖“4+2”万吨锂盐项目在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顺利投产，西藏扎布耶盐湖万吨级锂盐项目完成考核并进入稳定运行阶段，标志着盐湖提锂工艺正逐步实现产业化应用。尽管不同卤水体系和工艺路径差异明显，但研究和运行经验表明锂资源可释放产量存在上行空间。

　　与此同时，DLE技术商业化仍面临多重不确定性。部分项目尚处于中试或初期示范阶段，大规模连续运行条件下的工艺稳定性、材料寿命及杂质控制仍需验证；盐湖提锂对水资源配置、生态承载力的影响，也对环境评估与监管提出更高要求。从市场层面看，若DLE在未来数年内实现规模化推广，新增供给可能对锂价形成压力，高成本产能面临出清风险。同时，围绕核心工艺与关键材料的专利竞争，叠加技术人才流动，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保护将成为企业的法律风险点。

　　八、电池回收逐步成为资源供给新路径

　　随着第一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进入退役期，电池回收产业将在2026年迎来新增长。这个被称为“城市矿山”的新兴领域，正在从政策倡导走向商业可行，成为资源供给的重要来源。

　　2024年9月，全国首个智能化锂电池回收工厂——杰瑞锂电池资源循环郑州示范工厂正式投产。2025年5月，四川内江新能源电池循环利用再制造项目签约，香港某公司拟投资7000万美元、用地50亩，建设年产6万吨塑料产品循环再生产线、年产4万吨金属产品回收利用产线及年拆解2万吨锂电池产线，构筑“塑-金-电”循环产业链。这些探索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也构建了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系统。

　　电池回收产业的兴起面临三重挑战。回收渠道的分散性导致原料供应不稳定，退役电池来源分散、标准不一，增加了回收企业的运营难度。技术路线选择存在风险，湿法回收、物理回收等技术路线各有利弊，企业选型错误可能导致投资损失。环保合规压力持续增大，电池拆解、黑粉处理等环节存在污染风险，对企业的环境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九、兼并重组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

　　在资源安全、环境保护、技术门槛要求提升的背景下，矿业领域的兼并重组呈现出加速态势。2026年的并购潮将进一步深化，推动行业形成“国企主导+民企专精”的新生态。

　　贵州铝业集团的成立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证。作为省属铝业龙头企业，贵州铝业集团将以铝土矿开发利用、铝资源精深加工和绿色运输为主业，着力构建铝土矿开发利用、供应链贸易、铝资源精深加工、绿色矿山技术服务一体化产业发展格局。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整合，反映了资源管理思路从分散开发向集约利用的转变。行业巨头落地，将带来“一拖 N”的放大效应。

　　四川的整合路径则体现了市场与战略的结合。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与攀钢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钒钛资源全产业链整合。近年来，四川积极推进锂电等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一大批锂电产业上下游头部企业落户扩产，形成从锂矿资源开发、上游材料及电池组件生产到电池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初步建成世界级锂电产业基地。这种基于产业协同的战略联盟，将通过资源共享、技术互补，实现“1+1>2”的整合效应。

　　行业整合也带来了新的风险点。资源过度集中可能导致市场价格扭曲，使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国企并购民企后的文化融合、管理机制调整等挑战值得重视。而大型矿企通过高杠杆扩张的模式，可能将债务风险传导至整个产业链，形成系统性风险隐患。与此同时，随着超大型集团的成立，企业也应当关注反垄断审查风险，积极履行经营者集中申报义务。

　　十、矿业与新能源协同发展路径日益清晰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矿业与新能源的融合发展正在开创产业协同新模式。

　　内蒙古的实践提供了“矿地复合利用+就地供能”的典型样本。锡林郭勒盟贺斯格乌拉南露天煤矿在排土场推进分布式光伏项目，利用矿区沉陷区、排土场等存量空间发展光伏，实现土地复合利用，提升矿区供能的清洁性与稳定性。国家能源集团新疆吐鲁番托克逊黑山矿区利用排土场建设自备光伏，并配套磷酸铁锂电化学储能系统，以自发自用方式服务矿区用能与波动调节，“矿区光伏+储能”将有效削峰填谷、提高供能韧性。

　　青海盐湖产业则呈现“绿电-高载能工艺-低碳产品”的一体化方向。作为青海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核心项目，中国盐湖同步启动绿电耦合升级计划，光伏直供系统、太阳能集热工程的投入使用，不仅降低了环境压力，也减少了生产成本。

　　需要正视，产业融合仍面临现实挑战。新能源及储能投资额高、回收周期长，可能加重企业现金流压力；矿区电力系统改造与并网、消防与安全规范，以及后续运维能力等，会抬升工程复杂度；同时，绿电交易、绿证及电价机制变化也可能影响项目收益确定性，需要企业通过合同设计、项目分期与技术路线选择来对冲政策与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