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矿业发展与金融支持、国际资源配置深度绑定。但我国风险勘查市场建设滞后、矿业金融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制约着行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朱清教授围绕风险勘查市场、矿业金融发展及黄金投资等核心话题，剖析行业现状、瓶颈与突破路径，为矿业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指引。

　　我国亟待健全风险勘查市场

　　我国矿业资本市场以采掘和选冶环节为主导，规模与体量优势显著，为体系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目前缺少风险勘查资本市场，与国际在市场要素、标准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矿产勘查固有的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特点，使得传统负债融资方式难以适配其资金需求与风险特征，引入风险投资机制成为化解勘查风险、推动找矿突破的有效路径。

　　从国际经验来看，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矿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形成以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纽带的风险勘查市场，配套建立了高效、灵活、成熟的运行机制。全球六大风险勘查市场既是全球勘查资本的核心枢纽，也是矿业投资资金的主要聚集地，勘查资本重心集中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证券交易所，矿业资本则依托加拿大、美国等国成熟证券市场，澳大利亚、英国、南非、我国香港的资本市场也提供部分矿业资本，共同起到调节作用，构成全球矿业资本流动网络。

　　目前，我国内地商业勘查市场面临三大突出问题：一是风险勘查项目融资难度大，资本介入意愿不足；二是初级勘探公司企业价值被普遍低估，市场认可度低；三是勘探队伍面临转型压力，适配市场化发展能力有待提升。

　　从融资结构看，我国矿业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矿业权交易市场。其中，股票市场分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共同构成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核心部分，为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提供融资平台，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选择。

　　债券市场分为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性金融债和信用债4类，其供给主体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策性银行和企业；主要的机构投资者为银行、广义基金、保险公司和券商。其中，银行的持债比例最高，占据市场超过一半的份额。

　　矿业权交易市场涵盖了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上海联合矿权交易所、天津国际矿业权交易所、重庆联交所矿权交易中心等多家机构；同时，拥有数千家地质勘查单位和上万家矿山企业。从矿业权交易市场、地质勘查单位及矿山企业的数量来看，已具备一定基础，但与成熟的风险勘查市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风险勘查市场的核心在于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别是矿业权的流动性。加拿大、澳大利亚凭借高度市场化的矿业权交易体系，让矿业公司可灵活处置矿业权以变现或融资，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要素自由流动还体现在人才和技术的共享上。全球风险勘查市场通过开放的市场机制，使矿业人才、勘查技术及风险资金快速流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矿业开发生态系统。各类矿业公司根据自身在不同阶段的需求，进行资源和资金的有效对接，实现了不同勘查阶段的有机衔接与顺畅运作。

　　朱清建议，我国建立风险勘查市场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首先，从政策支持到完善市场机制，提升矿业权市场要素流动性。其中包括简化矿业权审批流程并设立试点省份、建立区域性的矿业权交易中心并实施信息公示制度、推出矿业金融产品并推动保险机构参与。

　　其次，建立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为风险勘查市场注入动力。其中包括设立国家和地方两级矿业勘查专项基金、完善勘查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细则、明确矿业权转让激励措施。

　　再其次，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和健全中介服务体系来提高矿业市场运作效率。其中包括建立地质信息共享数据库并向公众开放、制定地质信息披露的强制性标准、鼓励建立矿业中介服务企业并实行资质认证。

　　最后，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来解决技术人才短缺瓶颈。其中包括建立矿业勘查领域的注册技术人员制度、推动“产学研”合作项目并设立奖学金、加强矿业人才继续教育与培训。

　　用矿业金融服务助力中国矿业国际化发展

　　矿业投资因其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专业性强、长周期等特点，以及矿产品交易金融化，决定了矿业行业与金融行业密不可分。

　　矿业项目投资开发主要包括初级勘查阶段、高级勘查阶段、基础建设阶段及矿山运营阶段，从初级勘查到矿山运营阶段一般需8—15年，各阶段风险收益不同，需要多种金融工具融通资金，分摊风险。而矿业投资周期长、风险高，金融工具需求复杂。

　　朱清表示，矿业投资面临五类核心风险：勘探风险、可行性风险、矿山经营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与市场风险，其中初级矿业公司聚焦融资风险，生产型矿业公司侧重价格波动风险。

　　具体来看，对应不同阶段需求，匹配差异化金融工具：初级勘查阶段风险高，投资回收期较长，融资渠道主要有政府基金和专项贷款、公司自有资金和私募基金、风险勘查投资等；高级勘查阶段资源潜力明确，资源风险较小，可使用的工具主要有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矿业权融资等；矿山建设适用增发股份、项目融资、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等；矿山运营阶段项目整体现金流稳定，资金需求量较小，该阶段主要使用矿产品期货、期权等工具；闭坑阶段风险小，资金需求量小，使用的金融工具主要有保险、债券、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境外项目可能需要使用远期汇率等工具。而大宗矿产品价格波动大、流动性强、风险性和收益性高，使其成为期货、期权、远期合约等金融工具的重要板块。

　　目前，国际上形成了矿业投融资制度体系，以矿业企业为主体，资本市场为平台，金融机构为中介，政府政策为引导的矿业投融资体系。发达国家通过金融机构控股国际矿业巨头，进而掌握优质矿山和大量产能，深刻影响全球资源配置。金融机构、交易所和矿业公司共同形成产业链条，实现对全球矿业市场的掌控。此外，对于西方头部矿业企业，往往只有在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时，中资企业参与并购机会加大，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铝入股力拓。

　　我国参与国际矿产资源配置已成必然趋势，但矿业金融仍面临多重挑战：矿业资本市场结构不全、矿业公司融资投资需求规模巨大、金融产品多样性有待丰富、我国矿产品期货市场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矿业ESG话语权有待加强、矿产品人民币国际化结算需要进一步深化。我国矿业资本市场聚焦采掘和选冶环节，未形成全周期金融产品体系，无法平摊跨阶段风险与收益。

　　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矿业合作规模日趋庞大，首先要和西方主导的矿业金融保障体系接轨，适应规则，应用规则，参与规则修订完善，并逐步从规则的适用者发展为规则的参与制定者，促进中国矿业国际合作高质量发展。

　　朱清建议，加强我国矿业金融支持体系顶层设计，研究建立多层级矿业资本市场，提升矿产品期现货市场建设水平，持续推进矿产品国际贸易人民币结算，并持续参与全球矿业金融相关治理规则的修订和完善。他特别提到，要加大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力度，有序引入国际投资者，提升矿产品期货的国际化交易水平，加强矿产品期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境外交割仓库建设，提高我国期货市场安全水平，力争把我国期货市场建设成为国际性矿产品定价中心和全球矿产资源配置中心。

　　黄金价格自2020年起开启上行通道，其核心驱动力源于全球量化宽松政策、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带来的避险需求升温。从长期趋势来看，黄金具备抗通胀、对冲系统性风险的属性，叠加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地缘冲突常态化等因素，长期配置价值凸显，整体走势值得看好。朱清认为，在全球新货币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背景下，黄金作为传统储备资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后续仍具备持续上涨的动力。

　　黄金矿业企业短期受益于高金价，能实现可观的投资回报。长期维度下，锂、铜等工业金属的回报率也具竞争力。核心原因在于锂、铜等金属的工业需求将持续刚性增长，需求端的强支撑将推动其长期价值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