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国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备老—养老—享老”服务需求呈现海量增长、快速迭代与多元分化的特征。面对新任务、新挑战，政府和市场必须以共同目标为引领、以互补功能为基础，构建起既保障基本民生、又满足多元需求，既有政府托底、又有市场活力的银发经济发展新格局。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养老事业核心属性是公益性与普惠性，其责任主体是政府，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公办养老机构、普惠型社区养老设施等是其主要载体。当前，养老事业的责任已不再局限于为已老、失能者“兜底”，而是扩展至推动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与疾病预防，通过构建主动健康的社会支持体系以降低高龄失能风险。养老产业的核心属性则是市场性与竞争性，其运作主体是企业与社会力量。养老产业通过市场化机制，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满足其发展型需求。当前，养老产业优化升级已涉及“文、旅、医、养、健”等未来产业要素，银发产业发展也从聚焦老年阶段的“问题应对”，跃升为全生命周期的“战略前瞻”投资与谋划。

　　厘清二者的边界与联系，把握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辩证关系是构建协同发展格局的基础前提。首先，二者的目标同向，功能互补。养老事业的核心功能在于“兜底线、保基本”。发展养老事业，不仅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而且为社会构筑了安全网，还为养老产业的繁荣发展培育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和基本的市场信心。养老产业则通过市场竞争与创新，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说，事业是产业的“稳定器”，确保发展不偏离普惠方向；产业则是事业的“增强器”，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提升全社会养老服务的基准水平。其次，二者互为牵引，相互赋能。政府作为养老事业的责任主体，通过顶层规划、制定基本服务清单、公建民营、购买服务等方式，为养老产业创造了明确的初始市场、标杆性的应用场景和稳定的政策预期。二者若能有效协作，就可以引导社会资本和创新能力向银发经济领域集聚。再次，二者之间呈现出动态平衡的状态。养老事业与产业的协同并非静态的固定搭配，其边界与互动方式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技术条件和老年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进行“动态平衡”。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动态平衡的过程必须有强有力的监管与制度作为保障，以确保协同发展不偏离轨道。

　　四维协同，打造银发经济数智创新生态

　　将老龄化挑战转化为内需动力，关键在于打造能够平衡技术创新效率与社会责任伦理的协同创新的生态系统。要做到以“数智赋能”驱动产业升级，以“科技向善”校准价值航向，需在数据资源的可信协同、服务能力的模块化协同、治理规则的响应性协同、激励相容的利益协同等四个维度实现突破。

　　数据资源的可信协同方面，要在确保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推动政府部门间的公共数据有序开放，并探索建立市场化的数据要素流通机制与标准规范，让数据在政企之间、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安全高效流动，为精准公共服务与智能决策提供“数字基座”。服务能力的模块化协同方面，应鼓励龙头企业和专业机构将技术解决方案封装为标准化、可调用的服务模块，并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开放共享，形成“大企业建平台、中小企业用平台”的融通发展格局。治理规则的响应性协同方面，要构建由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技术专家、企业代表及老年用户共同参与的协商机制，针对智慧养老、养老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动态评估并灵活调整监管框架，通过“监管沙盒”等包容审慎工具，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激励相容的利益协同方面，则应设计合理的价值分配与补偿机制，一方面，建立清晰的知识产权与利益分享规则，保护模块开发者的创新收益。另一方面，设计合理的服务调用计费与价值分配模型，让平台、模块提供方、集成应用方都能分享价值成长。此外，还应探索基于数据贡献度与使用效果的价值补偿机制。确保参与协同的各方主体均能从生态繁荣中长期获益，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

　　多维联动，构建事业与产业协同共生生态

　　将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理论构想转化为现实图景，需要在理念、机制、要素和监管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与创新，构建起以精准供给、多维度需求满足闭环为核心、事业与产业相互滋养的协同生态。

　　在探索中，要超越部门局限和短期视角，以系统的全生命周期观念、精细分层的市场逻辑和金融科创勇气，重塑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让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内需增长的核心引擎，不仅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的核心要义，也是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找准发力点、做优供给端来挖掘内需潜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十五五”时期的优化路径，正是将静态的“养老压力”动态转化为覆盖设计、制造、服务、金融的漫长产业链与消费链，在精准互补、深度赋能、有效护航上下功夫，从而真正释放“事业与产业协同”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将老龄化挑战转化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高级访问学者；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3BRK033〉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