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拉开帷幕。本届大会采用双主席国工作机制:土耳其担任主席国牵头气候行动议程,澳大利亚担任谈判主席主持正式磋商。
电气化是本届大会全球气候行动议程中的旗舰行动,大会把此前已推出的《35-by-35全球电气化承诺》(以下简称《承诺》)推向全球缔约方,提出到2035年,将电力占全球终端能源(850101)消费(883434)的比重提升至35%。
为什么是“35-by-35”
“35-by-35”目标最早由土耳其在2026年6月波恩气候大会上提出。9月21日纽约气候周期(883436)间,COP31主席国正式对外推出《承诺》,并在本次安塔利亚气候大会上将其推向全球缔约方。
根据《承诺》内容,参与方需将电气化纳入本国气候与发展整体战略,加快韧性电网、储能(885921)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广泛撬动气候领域投资,在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用能领域系统推进能源(850101)替代转型。
国际能源(850101)署(IEA)与国际可再生能源(850101)机构(IRENA)的研判解释了《承诺》发起的原因:若要守住《巴黎协定》1.5℃温控目标,全球终端能源(850101)消费(883434)中的电力占比需在2035年提升至约35%,2050年进一步突破50%,并配套完善储能(885921)与韧性电网体系。但按照当前全球电气化推进节奏,上述目标难以自动达成,因此亟须提速释放电气化的减排潜力。
中国积极响应:工业电气化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中国也在持续推进终端用能电气化转型,积极对接全球气候行动方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月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针对《承诺》作出表态。他指出,提高电气化水平有助于促进能源(850101)绿色低碳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新型能源(850101)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
记者注意到,目前国内电气化进程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中国电力(HK2380)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预计到2030年,电气化率有望达到35%。
“当前,我国工业行业电气化水平约为28%,而高载能行业电气化水平仅约18%,其中的差距意味着工业电气化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电力规划设计总院(603357)能源(850101)科技创新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盛表示。
张盛进一步表示:“高载能行业用电量比例在逐年下降,目前已降到25%左右;与之对应的是高技术制造产业用电量的快速上升。工业领域对电力系统的需求也正从单纯保供转向保供与绿电溯源并重。按照规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这对工业行业绿电消纳和碳排放强度下降提出了更高要求。”
应完善投融资机制与市场支撑
电气化转型前景可期,但目标落地仍面临多重现实约束。
COP31配套发布的IEA研究报告显示,电气化具备显著减排潜力,但只有同步加速转向低排放电源,高电气化情景才有望在2035年前实现终端用能排放削减40%,能源(850101)行业总排放较2025年降幅超过50%。这意味着如果新增用电需求依靠高碳电力供给,电气化率提升未必能够带来相应的减排效果。
同时,资金约束也值得关注。《承诺》提出,应加大资金动员力度,拓宽电网、储能(885921)及电气化相关项目的融资渠道,重点帮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参与方可依托赠款、优惠金融工具降低项目资本成本,并联合多边开发银行、私人投资者等多方主体协同开展投融资合作。
从金融业视角看,《承诺》的意义首先落在预期层面。“该《承诺》属于自愿性电气化目标,虽不构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但通过明确2035年电力占终端能源(850101)消费(883434)35%的方向,可能对金融业形成可传导的中长期预期与信号。”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在采访中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
落到业务层面,这一预期既打开新的资产空间,也带来期限与定价上的新考题。在董希淼看来,在投资层面,该承诺隐含的电力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带动电网、储能(885921)和终端电气化建设需求的增加。转向信贷端,电气化资产资本密集且投资前置、收入滞后,可能推高项目周期(883436)前半段杠杆并形成期限错配,这就要求金融机构细化现金流与监管回收机制分析。在产品方面,发展中国家电气化融资受制于借贷成本和制度约束,除银行之外,保险业也可通过风险定价和长期投资参与电力资产配置。
董希淼同时提醒,电气化不等于脱碳,如果新增电力供给碳强度偏高,相关资产在长期气候政策下面临重新定价和搁浅风险。他认为,《承诺》对金融业的影响,最终取决于其能否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信号、项目条件和风险分担机制。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信号要变成可投的项目,还需要市场端提供收益支撑。北京大学能源(850101)研究院副院长杨雷表示,未来需要通过完善包括容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在内的市场体系,让能源(850101)转型和绿色发展不仅创造减排效益,更能为用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清洁电力项目副主任黄辉建议,面对绿电边际成本上升和市场支付意愿下降的问题,应完善电碳排放核算体系和产品碳足迹管理,推动终端产品建立清晰的绿色标识,并通过政府绿色采购、强制性标准和碳普惠等手段培育绿色消费(883434)需求,引导绿色溢价向终端消费(883434)环节合理传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