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路在何方？在新时代如何繁荣文艺创作？如何加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如何促进电影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如何赋能文化发展与创新？“数智”如何赋能文化贸易？5月26日至27日，在广东深圳举办的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来自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行业人士等，围绕这些文化领域的时代命题，在10个分论坛上，共同探讨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此次高峰论坛取得丰硕成果，凝聚起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动力。

　　聚焦“老城保护与复兴”

　　建设文化强国，必须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文化遗产正是文明的基因库，是民族精神的根脉所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分论坛，以“老城保护与复兴”为主题。

　　论坛现场设置了文化遗产展区，集中展示了北京中轴线、阆中古城、扬州古城、深圳大鹏所城等珍贵文化遗产的历史风貌与保护成果。同时，展区还陈列了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交织，共同演绎了独特风采。

　　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国人的文化观是在层叠累积的过程中日渐深厚、日渐演进的，文化传承与保护需“大文化观”指引。他在考察杜甫、陆游等诗人行吟之地时发现，在文化旅游开发热潮中，我们有如此丰厚的遗产积累，但呈现出来的，却是我们对文化的无知或浅尝辄止，这是精神的贫血。中国的楼阁——黄鹤楼、岳阳楼，之所以驰名天下、令人神往，并不是那楼本身，而是因为李白和崔颢的诗，是因为范仲淹的文章。一切文化遗产以及古城古物都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审美、生活方式与情趣紧密相关，文化传承与保护应在“大文化观”指引下展开。各地政府与学术机构应形成合力，挖掘、研究和整理地方文化；应不断促进相关社会科学成果转化，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文化保护的价值，才能避免文化旅游开发碎片化、同质化和过度商业化。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认为，“老城保护”是传统文化保护新思维，城市景观“千篇一律”也主要源于忽视“老城保护”。他提出，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老城保护要点在于：城垣是标志，应重视保护与合理复建；城内街道是骨架，需保留轴线与路网；河道暨桥梁是血脉，可恢复水系打造景观；旧民居是城市细胞，应依功能分区保护。他强调，我国还有大量未能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镇，这些城镇也有百年以上历史，也极富地域特色，理应受到保护，我们不应当因它们没有被选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而有所忽视，不应当因其不够级别而有失爱护。我们要合理借鉴国外经验，在保护中推动老城更新发展。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凌明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应从“为保护而保护”走向“为历史而保护”。文物本身具有脆弱性，文物建筑保护面临多重挑战，需通过系统性保护与体制机制创新来应对。文化遗产保护修缮时，应以“最小干预原则”为核心，多层面协同，避免不当干预。“最小干预原则”是对这些证实中华民族的基因与血脉，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化资源真实传承的有力支撑和保护。

　　“古城的灵魂在于文化”，四川南充阆中古城景区管理局党工委书记、局长张玉杰说。对于古城来说，留下的不仅是青砖黛瓦的建筑形态，更在于赋予“人”的生命力和烟火气；对于古城人来说，保护的不仅仅是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俚语方言，更是构筑了跨越时空的精神纽带和基因图谱。在推动古城保护的探索中，“历史的真实性”“生活的延续性”，一直是阆中古城的最大特点、最大价值、最大优势。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汉详细介绍了开展“老城区老街区专项调查”的方法和意义。他认为，保护好老城，就是保护好人民群众的文化归宿、精神家园、乡愁所在，就是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新大众文艺的特质

　　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这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共识。新大众文艺究竟“新”在哪里？“繁荣文艺创作”分论坛上，蓬勃发展的新大众文艺成为焦点。这是第一次面对大众讨论新大众文艺，围绕新大众文艺的提出与展望、创作实践和理论评论等议题，专家学者和作家各抒己见。

　　“新大众文艺的提出，照亮了很多新的写作者和写作类型。”在广东省作协主席谢有顺看来，新大众文艺应时而生，它团结那些无名的写作者，理解那些沉默的生活，并对一种强力生长但还未经雕琢的写作方式给予足够宽容。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可解读为是一种由经验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写作变革，是一次从“怎么写”到“写什么”，以及“谁在写”的变革。这些新写作者，并非为了写作而去体验生活，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周而复始的生活中摸爬滚打多年，才有了那些刻骨铭心的写作经验，经验的力量有时就是存在的力量。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更多的就是依赖这种经验力量打动读者。而由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和发展引发的从“怎么写”到“写什么”“谁在写”的思考，可视为观察、理解、认识中国当代文艺现状的一个重要视角转换。

　　“技术迭代催生了文艺形态，媒介融合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突出特征。”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观察到，新大众文艺是一种跨媒介写作，催生了“新文本”——融合文字与图片、声音与影像，引发了多模态叙事范式，催生了许多富有活力的文艺形式，成为一个潜力无限的文艺形态。他指出，新大众文艺与数字技术双向奔赴，有助于形成中国独特的叙事体系。

　　“当创作权被稀释成点击量，文化终将在数据泡沫中缺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靳东的发言发人深省。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公共资源数据私有化，被用于精心设计推荐算法，致使“信息茧房”，“控制”受众审美；为博取流量，上传擦边、猎奇、审丑等低俗内容；炒作负面话题，摆拍虚假事件，扰乱网络视听。为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以优质内容引领，重构“共生”的价值基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引领审美，构建价值坐标体系。在流量裹挟的创作环境中，主动承担“审美守门人”的责任。

　　“作为最早在网络上创作的文艺样式，网络文学无疑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实践。”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指出，网络文学是“大众共写”的文学新样式。目前，数以千万计的作者参与创作，作品可以即时发表，数以亿计的读者可同时阅读并反馈意见，文学进入即时陪伴、动态交互、共创共读的新形态。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认为，一部作品最终不仅仅是作品本身，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需要观众、读者共同参与，以不同的解读方式、批评方式参与，最后促成作品的最终成长，这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部分。

　　“科技+文化” 的诗意与机遇

　　如今，“科技+文化”正裂变出更多可能：“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艺术创作”“数字技术+文物保护”“机器翻译+文化交流”“大模型+内容生产”……科技创新成为撬动文化发展的最大杠杆，科技自立也成为保障文化安全的最强防线。

　　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分论坛上，围绕“AI技术赋能文化发展与创新”的主题，学界、业界人士探讨交流。

　　AIGC如何赋能艺术创作？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华提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恰当使用AIGC技术，可有效赋能各环节，实现提质、生成、增效、降本的作用。尽管AIGC发展在价值观、创作伦理、算力、数据、成本等多方面都面临巨大挑战，但AIGC技术未来可能快速形成颠覆性生产能力，需要各界密切关注，牢牢把握这一轮次技术发展为艺术创作带来的全新机遇。

　　语言智能如何赋能文化传播？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特聘校长助理、计算与智能研究院院长张民作认为，从翻译工具到文化桥梁，多语言技术正在重新定义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它不仅是理解中国的钥匙，更是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共生与互鉴的基石。

　　数字技术如何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介绍了“数字敦煌”的品牌建设，分享了新技术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打造新平台的经验。他强调，数字技术对文物的记录和保存至关重要。敦煌研究院数字化保护成果斐然，截至2024年，已形成超400TB数字资源，建成840TB分布式存储系统与高效数字资产管理平台，树立了世界文化遗产存储管理的典范。其推出的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通过沉浸式体验促进了敦煌文化的全球数字化传播和跨文明对话。

　　大模型时代，文化内容生产会出现哪些新变革？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认为，文化内容产业是引入智能实践的先锋领域。大模型技术的突破正在带来创作大众化、生产智能化和生态普惠化三重范式革命，大模型正在重塑个体创作生态，未来会有更多小微甚至一人创意公司诞生。

　　当一大波外国用户突然涌入，如何迅速让全球用户在小红书上用母语自由交流？小红书集团资深副总裁汤维维通过现象级案例剖析，生动阐述技术如何让翻译从“文字转换”升级为“文化解码”。

　　灵伴科技集团副总裁宓群介绍，AI眼镜可从“视光工具”进化为“第三层大脑”。他表示，未来将继续利用科技产品独特魅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此分论坛上，还举办了“从实验室到产业——科技文化融合的最后一公里”的圆桌对话。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文化+科技”的乘数效应正在逐步释放，机遇与诗意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