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是希望，方向是动力。

　　煤电该何去何从？不再发展、被淘汰还是迎来新生？……自我国新能源发电快速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谋划构建伊始，煤电的未来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争议话题，也是一个行业难题。

　　一直以来，煤电是我国电力扛把子，撑起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电力脊梁。1956年2月，第一台国产6000千瓦煤电机组在淮南田家庵发电厂建成投运，从此，我国煤电踏上了自主发展之路。1978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5712万千瓦，其中，煤电装机容量为3984万千瓦，占比69.7%；2001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3.38亿千瓦，其中，煤电装机容量达2.53亿千瓦，占比74.8%；2006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6.24亿千瓦，其中，煤电装机容量达4.48亿千瓦，占比77.6%，达到峰值，此后煤电装机容量占比逐年下降；2024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33.49亿千瓦，其中，煤电装机容量为14.44亿千瓦，占比43.1%。煤电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路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电力的基础和领军力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电力核心力量。

　　时变是守。煤电要以技术创新顺应时代变迁。当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时，煤电开始转型升级，实施“三改联动”即煤电节能降碳改造、供热改造和灵活性改造，朝着“清洁、高效、灵活、低碳、智慧”方向转型。截至目前，我国95%以上的煤电机组完成节能降碳改造，供热改造超1亿千瓦，灵活性改造超1亿千瓦。

　　伴随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煤电迎来新使命，开启新一轮自我革命。2021年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明确未来电力系统以新能源为主体，煤电等发挥兜底保障作用。

　　昔日电力舞台的绝对主角，如今正悄然退向幕后。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清晰指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当“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成为战略目标，煤电定位注定要从扛把子走向兜底保障，从电力供给转向多元支撑。这一转身，绝非落幕，而是一场更精妙、更具价值的登台。

　　新定位、新角色就要求有新技能、新的发展方式。《新一代煤电升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5—2027年)》犹如一份角色转型指南，其核心要义在于：煤电必须蜕变为新型电力系统最可靠的调节者与支撑者。过去追求“多发电、满负荷”，如今须精于“快速响应、深度调峰”。最小发电出力、负荷变化速率、宽负荷高效技术等或边缘或新设的技术指标，现在成了关键指标。新方案为煤电量身定制全新评价体系——未来之煤电须如精密的调节阀门，在新能源波动浪潮之中，精确维持系统水位的平衡。

　　角色蜕变，非易事成，是场漫长而艰巨的攀登。煤电机组之灵活性改造非止于技术升级，更牵涉深刻的经济与机制之变。将一台为基荷运行而生的庞大机组，转变为频繁升降负荷的灵活资源，意味着其利用小时数必然下降，而维护成本则陡增。这要求建立公平合理的成本分摊与补偿机制。昔日“发一度电、赚一度钱”的粗放模式已然失效，亟须通过辅助服务市场、容量电价等制度设计，让煤电“调得动”的价值获得“算得清”的回报，使其在低谷时段“停得稳”亦能生存无忧。国际能源转型经验表明，健全的市场机制是煤电角色平稳过渡的基石。

　　更深刻的变革，在于煤电的“角色认知”需在能源舞台的全新剧本中重新定位。煤电的主角光环渐渐消退，并非价值湮灭，而是价值形态的升华。其核心竞争力不再是规模发电，而在于成为新能源澎湃浪潮下系统安全的“稳定之锚”——在风电骤停、光伏隐退的暗夜，煤电须如磐石般迅速填补缺口；在新能源出力高涨之时，又需如退潮般灵活让出发电空间。这需要电网调度智慧的重构，亦需煤电企业从经营理念到组织架构的彻底转型：昔日以“多发电”为荣，今日须以“精调节”为能；过去追求规模扩张，现在须在“少发电”中实现“高价值”。

　　煤电未来，其角色之重，关乎全局。新能源发展虽势不可挡，但系统安全始终是能源转型的底线与命脉。煤电作为当前最可依赖的调节资源与容量支撑，其平稳、有序、高水平的转型，直接决定了新能源替代的速度与质量。倘若煤电这艘巨轮调整失当、提前搁浅，则整个能源转型航程难免面临颠簸甚至倾覆风险。因此，“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对能源安全规律的清醒把握与战略定力。

　　当新一代煤电升级行动蓝图铺展，煤电注定要在新型电力系统中扮演新的角色：它不再是唯一主角，却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器。这蜕变需要壮士断腕的魄力，亦需精心设计的制度保障。唯有当煤电在幕后支撑的价值被看见、被认可、被合理回报，唯有当整个系统围绕“安全可靠”这一核心重新编织运行逻辑，这场静水深流的转型才能行稳致远。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这一宏大变革中，煤电求新求变，光芒将始终照亮整个舞台。

　　文丨魏秋利，系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