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还在争论能源转型的速度时，中国已经在用行动定义转型的质量。

　　■徐蔚冰

　　2025年盛夏，全球能源转型在现阶段正处于“冰火两重天”。一方面是清洁能源投资激增背后的结构性矛盾。目前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呈现“东升西降”态势。中国连续十年占据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榜首，2024年投资规模达6250亿美元，较十年前翻番。光伏、风电、储能等领域形成完整产业链，全球50%以上的光伏组件、40%的风电整机产自中国。“规模与质量并重”的发展路径，使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指数排名中升至第12位，转型准备度得分位居全球第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洲国家因货币贬值与利率高企，能源投资较十年前萎缩三分之一，清洁能源占比不足2%。这种分化折射出全球能源转型的深层矛盾：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占据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则面临融资成本高企与基础设施薄弱的双重困境。国际能源署警告，若不改变现状，2030年全球升温1.5℃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是传统能源的“最后挣扎”。尽管清洁能源投资激增，全球天然气电站新建许可仍持续增长。美国与中东国家占据全球50%以上的天然气电站投资决策权，反映出传统能源在转型期的“惯性依赖”。这种矛盾在欧洲表现得尤为突出。德国计划2030年实现80%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却同时批准新建三座LNG接收站以保障能源安全。

　　此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了这种矛盾。2025年7月以色列空袭也门荷台达港，导致红海航线运输成本激增40%，全球12%的海运贸易受到波及。这种“黑天鹅”事件暴露出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脆弱性，也凸显出能源转型中“安全底线”的重要性。

　　再看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国方案”。一是技术输出的“一带一路”实践。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国际联盟，在30个国家实施清洁能源项目，累计装机容量超1.2亿千瓦。在沙特，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光伏电站每年减少碳排放240万吨；在阿根廷，中企建设的孔拉水电站满足首都40%的用电需求。这些项目不仅输出技术，更构建起“技术—标准—产业”的全链条合作模式。

　　二是制度创新的“全球示范”。中国参与制定的《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指南》被联合国采纳为行动框架，其核心内容包括以下。

　　1.梯度推进。根据各国发展阶段设定差异化目标，发展中国家可暂缓淘汰煤电，但需承诺碳排放峰值时间表。

　　2.技术共享。建立全球清洁技术专利池，允许发展中国家以成本价获取关键技术。

　　3.资金机制。设立1000亿美元规模的全球能源转型基金，中国承诺出资30%，重点支持非洲电网建设。这种“包容性转型”理念，在2025年COP30气候大会上获得120个国家联署支持，标志着全球能源治理从“竞争对抗”转向“合作共赢”。

　　未来十年，全球能源转型或面临三大攻坚战。一是破解“能源不可能三角”。中国正通过三大创新破解安全、经济、环保的矛盾。如在智能电网方面构建“数智化+柔性化”电网，利用人工智能实现秒级负荷响应；在氢能革命方面规划到2030年建成1000座加氢站，绿氢成本降至1.5元/立方米；在储能突破方面大力发展压缩空气储能、飞轮储能等多元技术，将新能源弃电率从5%降至2%以下。

　　二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国国家电网计划未来五年投资2.1万亿元用于电网升级，重点建设特高压外送通道、微电网系统，并不断调整需求响应机制，通过分时电价、虚拟电厂等手段，引导用户参与电网调峰。

　　三是引领“全球标准制定”。中国正从技术跟随者转向规则制定者。如光伏标准，主导制定IEC国际光伏标准，覆盖组件寿命、衰减率等关键指标；储能认证，建立全球首个储能系统安全认证体系，已被欧盟采纳为市场准入依据；碳市场联动，推动全国碳市场与欧盟、加州碳市场互联互通，构建国际碳定价体系。

　　由此可见，能源革命的“中国时刻”正在到来。当2025年的中国电力负荷创下14.65亿千瓦的历史新高时，新能源以45%的装机占比成功托起电力安全底线。这场静默的革命，不仅改写着中国能源版图，更重塑着全球气候治理的逻辑。从西北戈壁的太阳能矩阵到东海之滨的风电长廊，从实验室里的钙钛矿电池到跨国电网的智能调度，中国正以“双碳”目标为笔，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着绿色转型的东方答案。

　　正如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所言：“当世界还在争论能源转型的速度时，中国已经在用行动定义转型的质量。”这种质量，不仅体现在技术指标的突破上，更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转型困境的共情中，体现在对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重构里。在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竞赛中，中国交出的不仅是一份经济答卷，更是一份文明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