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西娟“双循环”战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旨在通过内需驱动与开放合作的动态平衡，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举措，更是实现“双循环”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之一。“双循环”战略通过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以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通过国际循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竞争力。这一战略要求制造业在巩固内需市场的同时，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实现从被动嵌入到主动引领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数字经济在“双循环”战略推进中发挥重要价值，通过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数字技术的渗透应用以及产业组织的重构创新，助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进而推动制造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中的长远发展。在国内大循环层面，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显著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竞争力。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全产业链数据的实时流通与深度分析，促使制造企业从传统的以产定销向以需定产模式转变。在国际循环维度，数字经济重塑了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尤其是数据驱动的供应链管理有效整合了国内海量中小制造企业资源，直接对接全球消费市场，助力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攀升。在“双循环”战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需要从技术创新、产业布局、制度协同三个层面重构适应全球价值链竞争的产业组织形态。技术创新，重点破解“卡脖子”难题。聚焦制造业领域，突破关键数字技术应用的瓶颈，可有效推动制造业在“双循环”格局下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最终达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与全球竞争力增强的双重目标。在核心技术攻坚层面，可通过对工业互联网平台、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深度应用，构建数据要素驱动的创新生态，实现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服务等环节的全链条数字化贯通。在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中，可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对能耗数据的实时监控与智能研判，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管理体系，助力企业精准定位高耗能环节并实施靶向改造。以数字化系统为例，通过对能耗情况进行动态优化管理，可推动富余能量回收与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大幅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水平。此外，数字化技术还能为绿色供应链建设提供支撑，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对产品碳足迹的全程追溯，帮助企业达到国际绿色认证标准，增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环境竞争力，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可持续发展动力。产业布局，贯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网络。企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是推动“双循环”稳步构建的基础单元。企业融通发展可通过技术辐射、资源整合与模式创新形成立体化发展格局，推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首先，龙头企业通过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系统等数字化基础设施，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构建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的全链条协同体系。龙头企业可将自身积累的生产数据、工艺经验与数字化解决方案转化为标准化模块，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降低后者的转型门槛。其次，中小企业可通过接入龙头企业或第三方服务商的数字化平台，实现转型突破。融通产业生态，为中小企业提供轻量化、定制化的赋能方案，包括模块化数字工具、云端软件服务、共性技术解决方案等，帮助其快速融入数字化生产网络。最后，通过构建跨行业、跨区域的数字化协同网络，大中小企业可以打破传统组织边界，形成技术共享、产能共享、数据共享的共生关系，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更通过数据要素的流动与重组，催生共享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产业形态，为国内大循环注入创新活力。政策协同，构筑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互相促进的制度体系。政策协同的核心目标在于构建既符合我国产业发展需求，又能对接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政策体系，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政策层面的有机衔接与相互促进。从国内政策优化层面来看，需借助差异化政策手段破除转型融合进程中的结构性壁垒。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关键瓶颈问题，可采取政策引导与市场调节机制协同发力的方式，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扶持等多元政策组合，切实减轻企业转型的成本负担，有效激发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的内生动力。同时，需要强化跨区域政策协同，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局面，通过建立跨区域数据共享机制、技术标准互认体系和产业协同创新平台，促进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在国际规则对接维度，需以制度型开放为导向，推动国内政策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衔接。依托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的规则创新，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双循环”格局下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需通过政策、技术、生态三维联动加以实现。未来，应持续深化制度创新与技术攻坚，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激活融合动能，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跃迁为智造强国。【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经济推动陕西共同富裕的机制、测度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D019)、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项目(人才)“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和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4ZC-KJXX-004)、陕西省教育厅项目“新质生产力推进数实深度融合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项目编号：24JK0237)的成果】